异见者为什么拒绝共情?

这场泥石流据说让一个上岸四天的人离世。我看见很多异见者拒绝与她共情。
很正常。
中国人的教育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以筛选、排名和淘汰为核心的分配机制。重点是你必须超过多少人。重点大学的名额、公务员岗位、事业编、城市机会以及与这些身份绑定的稳定性,本质上都有明确的容量限制。因此一个人的“上岸”,在制度意义上就是另外许多人的落水。
从小学排名、中考分流、高考,到考研、考公、考编,一个人被训练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,学习到的是你不需要改变规则,你需要成为规则筛选出来的那个人。
因此,“做题”最深层的奖赏就是被体制选中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体制”会成为这条道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终点。一个人经历无数次排名、考试和淘汰以后,最终获得的奖励,是一个相对稳定、安全并且具有身份区隔的位置。他终于从被筛选的人变成了筛选制度的受益者。
那么问题来了,他获得安全感的方法,是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那个少数人才拥有安全感的位置,也就是让更多人不安。
那么普通人之间很难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意识。
因为从很早开始,身边的人就首先以竞争者的形式出现,同学是排名竞争者,考生是录取竞争者,同事是晋升竞争者,考公者是岗位竞争者。中国人人生中很多最重要的奖励,都建立在“我被留下,而别人被淘汰”之上。
在这种情况下,当一个已经“上岸”的做题家遭遇灾难,体制外的人很难共情。因为对后者来说,这个人并不仅仅是“一个遭受不公的劳动者”。他同时还是当年那场淘汰赛的胜利者。
幸灾乐祸就出现了。甚至可以说,这种幸灾乐祸本身也是同一套机制生产出来的。输家无法改变分配资源的制度,于是只能从赢家失去资源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公平感。
向上无法改变规则,向下必须维护自己的位置,横向则不断竞争。
一个通过大规模竞争和淘汰来分配教育机会、职业位置乃至人生安全感的体系,会不断破坏普通人之间产生横向共同体意识的条件。
“共情”本身都会变得困难。因为真正的共情意味着承认,那个被我淘汰的人和我是同一种人,他也应该拥有我拼命争来的安全、尊严和保障。
而一旦承认这一点,这会让胜利者不舒服,如果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拥有基本的安全感,那么我二十年来如此拼命地证明自己“比别人更配拥有它”,究竟是在证明什么?
所以人会倾向于把自己的胜出道德化,即我努力、我自律、我考试能力强,因此我配得上;与此同时把别人的失败个人化,即你不够努力、你没考上、你能力不行,所以这是你的问题。
普通人的生存改善被设计成必须通过战胜另一批普通人才能实现,于是他们越努力自救,彼此之间越难形成共同利益的认识。
😎 匿名投稿